「應許之國，雙重人生」

2012年日本電影旬報年度十大佳片之首的「應許之國，雙重人生」最近將在新北市電影節放映，在近日北韓彷彿成為全球公敵之際，觀賞以在日朝鮮人為主角的該片有如一道歷史切片，劃破迷思，看到親情割裂與國族認同的傷口。

「應許之國，雙重人生」是梁英姬執導的第一部電影，在日朝鮮人出身的她，出生於1964年，父母是金日成政權擁護者，父親更曾是「在日北韓人總聯合會」的 領導人物。該會在1959年到1984年間力推「歸國」運動，鼓勵在日朝鮮人返回北韓這個「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」，前後約9萬名北韓人投入祖國懷抱。1971年秋至1972年春，梁英姬3個哥哥陸續被狂熱的父親送回北韓，留下6歲的小女兒梁英姬在日本和父母相伴。

梁英姬的父親當時相信兩韓很快就會統一，因祖國北韓不但供給僑民大量經費在日本辦學校、更應許僑民返鄉後美好的教育與工作遠景，讓在日本受排擠屈辱的父親認為兒子只有回北韓才有希望，沒想到兩地差距愈來愈大，3個兒子也一去不能回。

1999年梁英姬最小的哥哥因病獲當局特許赴日治療，可是兩周後就被緊急召回。1996年起，梁英姬往來東京與平壤間以影像記錄父母、哥哥與姪女家族三代的故事，先後推出「親愛的平壤」（2006年）與「再見平壤」（2011年）兩部紀錄片，但也因此遭北韓禁止她入境。去
年上映的「應許之國，雙重人生」雖以戲劇形式呈現，但梁英姬坦承，片中安藤櫻飾演的妹妹角色就是她的化身，紀錄片因政治禁忌無法表明的改以電影戳破，某些紀錄片中真實的對話更直接移轉到電影。

「應許之國，雙重人生」幾乎照著梁英姬一家的變動走，井浦新飾演的哥哥16歲被父親送去北韓，25年後因腦瘤終於獲准到東京接受治療，得與闊別多時的父母、妹妹團聚，只是還有一位和他同行、負責監視的男子始終守在門外，注意他的一舉一動。

東京家的客廳高掛著金日成、金正日的照片，為歡迎兒子返「家」，開咖啡店的媽媽煮了一桌菜，更沒忘記兒子最愛美乃滋、蕃茄醬與漢堡。

當年的朋友和已是醫生娘的初戀女友歡聚飲酒，迎接哥哥。既是在日朝鮮人又是同性戀的朋友彈吉他唱出昔日大家最愛的歌曲「白色的鞦韆」(白いブランコ)，聊 到哥哥曾彈著初戀女友送的吉他練唱「白色的鞦韆」，大家唱著唱著忽然停下來，聽哥哥清唱「夕陽已西下、妳靠著我的小小肩膀微微顫抖，當我吻妳，鞦韆溫柔地 搖晃著.... 」

哥哥和妹妹與友人聚會結束深夜回家，發現爸爸坐在樓梯間帶著怒火焦急質問，媽媽卻笑著說，爸爸已在這裡坐好久了。

哥哥在醫院檢查後，醫師告知若只在日本三個月，無法觀察和追蹤病情，不願為他開刀。就在妹妹努力為哥哥找其他醫師時，一通北韓電話打來，要求哥哥在兩天內回平壤。得知哥哥忽然要回去，媽媽匆忙把為兒子、媳婦與孫子存錢的三隻小豬打開，拎著一大包零錢出門。
哥哥則在買好兒子要的球鞋與足球後，約初戀女友在黃昏的河邊說再見。

哥哥離開那天，穿上媽媽準備的新西裝與新鞋，監視人員也有一套，他們都在黑西裝的領子別上有金日成頭像的胸章。哥哥在去機場的路上，搖下車窗，又唱起那首「白色的鞦韆」。

構思半年、兩周殺青的「應許之國，雙重人生」經梁英姬不斷反芻思索，將家庭悲劇擴大為國族哀歌，南北韓分裂讓在日朝鮮人留下的備感歧視、離開的又失去自 由。全片自始至終籠罩於低壓冷調氛圍，流暢地敘述家庭成員從分開、團聚到別離的過程，各自承擔「北韓人」不同的原罪：父親的兩難、母親的無力、哥哥的寡 言、妹妹的憤怒，素樸平實的影像也如紀錄片般攫獲每個生活細節。

「應許之國，雙重人生」的英文片名是「Our homeland」（我們的家園）、日文片名直譯是「家族的國度」，兩者都點出電影中家與國的主題。梁英姬的父親是濟州島人，15歲離鄉到大阪工作，但一生未歸化日本，死後依遺願葬於平壤。在大阪出生、成長的梁英姬從小學到
大學都是讀「在日北韓人總聯合會」成立的學校，直到10年前才申請取得日本國籍。

他的父親未因故鄉濟州島認同南韓，反而因意識型態把北韓視同祖國與「夢土」。梁英姬看穿父親夢土的虛幻，捨棄「Fatherland」的憧憬，當起家族唯一的「日本人」，自由來去每個異鄉，不斷講述「Fatherland」的故事。

梁英姬曾說，她在拍電影時常常分裂成兩個人，一個是導演，一個是真實的她，尤其拍攝哥哥與友人在小酒吧唱「白色的鞦韆」那場戲時，她一度哭到無法拍下去。 「白色的鞦韆」是什麼歌呢？它是日本歌唱團體ビリー・バンバン「BILLY BAN BAN」在1969年推出紅極一時的歌曲，也是四年級日本歐吉桑的青春之歌。

如果想聽，在這裡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X_luHPo0s0